打通粤港澳大湾区的“涵洞”需要几步？

卷首语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

作者/《腾云》执行主编 王晓冰

如果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试点”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试点的应有之义是创新，它意味着突破旧的体制、方法与模式，尝试新的可能。试点也是试错，在反复试验中寻找正确的路径。深圳上世纪80年代被选中做“试点”，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GDP超2万亿的大都市，是“试点”战略最成功的演示。

37年之后，一个新的“试点”即将开始。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正在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打开了各界对于粤港澳湾区新的想象空间。

6月20日，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指导、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办、腾讯集团筹办的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在香港开幕，得到政府、企业和学界的热烈响应。盛会前夕，《腾云》特邀请11位专家为粤港澳湾区撰文，贡献他们独特的观察和建议。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对于引领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高速奔跑的粤港澳湾区，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不同制度平面之间构架一个涵洞

作者/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朱恒源

来源/第60期《腾云》

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让香港、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大陆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紧密相连。这本不是新鲜事。上世纪80年代，港澳完成了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的转型后，正是因为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港澳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港澳作为大陆连接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在大陆工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笔者90年代初曾在珠海工作，在那个年代里，一个香港的货柜车司机存下二十万港币，就可以在斗门开一个小型的玩具组装厂，所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工程技术人才，都可以通过香港获得。那个时候通过香港的设备供应商，甚至可以得到全球最新的工艺参数，这些技术know-how，在国内最好的工科大学都很难学得到，更别提当时的内地产业界了。

▲1980年代的罗湖火车站

珠三角现在以电子业为主的制造业的兴起并傲视全球，直接得益于香港上一轮产业升级中，制造业向大陆的转移，这一过程是“带土移植”，不仅仅把产业转移过来，而且把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甚至市场运作的方法也引了进来，这些要素与内陆腹地源源不断的优质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相结合，不仅仅推动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崛起，更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香港和澳门是中国产业对接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的二传手，香港的受益者不仅仅包括资本拥有者、专业服务人士，甚至包括像货柜车司机这样的香港社会普通劳动者。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区域构成

斗转星移。中国加入WTO以来，大陆产业界开始与全球的技术、原料和需求市场直接对接，香港和澳门原来扮演的二传手的角色，其重要性在日益下降，港澳要发展新的优势，才能在全球化的中国与世界之间找到新的定位。可资借鉴的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在低成本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面向东南亚市场，完成了制造业的升级，再加上原有的物流、金融等优势产业，新加坡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通道。

反观香港，本世纪初向高科技产业转型的尝试，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再加上转口贸易开始转向离岸贸易，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受到削弱。另一方面，香港地产、楼市、租金大幅飙升，进一步推高香港整体的经营成本，严重削弱了香港经济的竞争力，并因此衍生了结构性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香港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因素。

▲2000年以来香港四大行业结构演变，金融、运输、贸易仍然是香港比重最大的行业，而在同时期内，深圳在高新制造、通信和互联网行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数据来源：彭博社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会对港澳特别是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助益么？表面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看起来具备很多优势，比如广东有较大规模的制造业；深圳有大量年轻的人口、有极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群体；金融中心香港有以海洋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有大量高端服务业人才资源；澳门则有大量的资本。但问题是，这些优势怎么能够相互融合和协调，才能把粤港澳大湾区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有全球重要影响的创新极？

这样的融合可能并不容易。与全球其它自然形成的湾区，如纽约或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湾区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1.粤港澳不在同一个制度空间。

粤港澳虽然地理上同属于一个“湾区”，但有三个法治区、三个关税区、三个货币区、三个合约区，在粤港澳地理大湾区上，经济发展的要素并不是、也不会完全无摩擦地流动；

2.粤港澳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增长速度。

港澳已经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大陆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广东和深圳高一点，但和港澳还不在一个水平上；但反过来，正是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大陆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强劲，广东尤其是深圳的发展速度尤为突出，而港澳发展的速度则要缓慢一些。这就像两个发展的海平面，一边位势低洼，但是烈火烹油；另一边位势高企，却是深水缓流。

随着深广地区的经济日益面向全球发展，再加上有内地的产业纵深为依托，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明显加速。港澳特别是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局限于原有的产业基础，不与内地发展相结合，就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把三地的隔离一下子撤离，产业聚集的虹吸效应，可能造成发展资源在粤港澳之间的反向流动，使得港澳地区的产业进一步空心化，社会不平等加剧，对港澳地区的发展，绝非好事。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地理上的融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这些都相对容易。但是，任何期望在发展水平、制度基础上完全不同的三个地区，一下子就完全融合在一起，不仅不够现实，甚至有些危险；弄得不好，会造成三者之间发展趋同、恶性竞争，甚至导致三地民众之间摩擦加剧、形成社会动荡的“紊流态”，如果发展到这种境地，别说发展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湾区，甚至港澳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可能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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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一个可行的思路是：

保持现有各个地区整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在不同制度平面间构架一个涵洞，让经济发展的资源分层次、在一定规模范围内进行流动，通过要素的“可控”流动，提高内地的经济增长效率和水平、同时促进港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这样的转型发展，必须是包容性的，不仅仅要有利于大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升级，更要有利于港澳地区的社会和谐。先联通，再融汇，最终形成粤港澳融合协调发展的新形态。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涵洞架设的位置选择、流量设计，都可以逐步试验，动态调整，成熟一块、融合一块、推广一块，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何选择合适的位置来开凿制度的“涵洞”？我觉得有两个原则：

其一：要有助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

例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珠三角地区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方面港澳地区原有的资源基础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消费升级的方面，珠三角地区对医疗、健康、教育等高端服务的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急剧增长，香港在这方面非常有优势；在产业升级方面，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会越来越向创新驱动发展，这个发展过程中，深圳有商业化的优势，东莞、广州、佛山等地区有制造网络，但高端的研究活动，短期内还不能形成全球影响；而香港的高等教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大疆实际上也是香港的科技成果在深圳商业化的成果。如果这样的“研究-开发-商业化链条”的案例能在粤港澳地区进行规模性的复制，一些深圳做不了的基础研究，大量放到香港澳门去做，港澳的优势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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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要有助于港澳经济某种意义上的实体化。

过去我们为了支持香港，批准大批内地人去香港自由行。但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型旅游目的地，本身高端休闲旅游资源并不丰富，大规模吸引内地旅客去购物，使得香港旅游的价值大量由商业、地产等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捕获，事实上加剧了香港产业的空心化。相反，像会展、教育、医疗等新兴服务领域，内地有需求、香港有优势、也可以和广东的相关产业相衔接，香港如果能够主动改善供给的方向或内容，让珠三角的消费者能够过得去，留得住，这将进一步促进香港经济的实体化发展。

再比如，珠三角的产业升级，肯定要从全球吸引高端研发人才，但内地（包括广东）对外国人的工作签证，暂时还不能放开。那么我们能不能让在深圳的公司具有某种便利性，可以进入香港的平台去吸引全球的人才？并让他们能方便的在珠三角工作？刚开始，可以从一些特定行业的特定专才开始，先联通，然后再视进展情况慢慢扩大，最后，等广东的人才市场逐渐开放，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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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珠三角地区现在的发展，毫无疑问得益于当年在深圳和珠海建立了两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种特区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改革年代的制度涵洞。珠三角地区能有今天的发展，就是先行先试，再逐渐扩展和推广的结果。

现在粤港澳湾区的发展，面对的是新的全球化形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也是一项前无先例的历史性举措，也需要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需要三地的主事者有历史的担当，有创新的智慧，也要有日拱一卒的耐心和韧劲。要成就关乎粤港澳六千万居民福祉的新战略，绝非一日之功。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了解粤港澳大湾区论坛详情。明日，腾云 将为大家呈现粤港澳大湾区论坛的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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